深圳短视频一天制作价格承诺日赚500元实操收益仅几毛

用户投稿 2025年09月25日 05:10:01 45 0

承诺日赚500元实操收益仅几毛

天津51岁的李先生为此还买了20部手机

专家：网友对待新技术应理性，官方应加强监管

天津51岁的李先生：为此我还买了20部手机

专家：网友对待新技术应理性，官方应加强监管

2025年初，随着国产AI模型DeepSeek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关注度显著提升。与此同时，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宣称教授“AI引流”、“七天AI速成”、“AI短视频变现”等技巧的付费课程，收费动辄上千元乃至上万元。然而有消费者反映，实际授课内容与宣传承诺存在较大差距。

号称只要手机连接工具

就能看着收钱

天津51岁的李先生向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讲述了他的经历。2024年12月，他在快手平台看到一则“AI短视频变现”课程的推广视频。“我之前创业失败，损失不小。看到视频里说学会后可以日进斗金，听到就有些心动了。”李先生表示。

心动之下，李先生联系了该公司工作人员咨询详情。对方发来一份宣传文件，其中承诺“开设相关课程，并用半年的时间专业指导每一位老板，与公司合作共赢，共同开发市场”。该课程分为三个层级：价值29800元的“个人模式”、44800元的“工作室模式”和79800元的“合伙人模式”，并宣称报名后将赠送AI辅助的无人“直播项目”。

在商家持续宣传下，2025年3月，李先生从天津前往开展该课程的山东赚赚季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并支付了15000元现金，随后返回天津，通过线上学习无人直播。

“经理告诉我，学完课程，一个账号每天能获利20到30元。他同时还教授了一种‘矩阵运营’方法，说是如果用20个账号同时登录快手，一天能赚至少500元。”

为了实践“矩阵运营”，李先生便自费购买了20部手机。“他们说短视频不用自己刷，会送给我一个叫‘赚小贝’的工具。只要把这个工具连到手机上，里面的AI就能自动挂机刷视频，我只需要在旁边看着就行。”李先生回忆。

由李先生提供的一段“宣传视频”显示，手机连接“赚小贝”设备后，后台会提示“刷屏器后台服务，请勿关闭”。此时打开“百度极速版”App，页面显示“现金收益34.22元”。然而，当李先生按指导购买手机操作后，发现实际收益远低于宣传，“只能赚到几毛钱。”发现问题后，李先生尝试联系公司，最初虽有人接听电话，但对方表示不了解情况需向上级反映。此后李先生再次致电，已无人接听。

7月9日，李先生说，他已向山东12315投诉了该公司虚假宣传及收益不符等问题。

记者调查公司

发现“难觅其踪”

公开信息显示，李先生所接触的“山东赚赚季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11月25日，系“青岛博根大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其关联公司还包括“深圳转转季商务科技有限公司”与“三鼎云服（山东）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某某，经营范围涵盖互联网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及专业设计服务等，但并无相关教育培训资质。7月9日下午1时，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拨打了该公司联系电话，接听者称该号码与该公司并无关系。

天眼查股权架构显示：山东赚赚季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由三鼎云服(山东)科技有限公司占股90%，而三鼎云服(山东)科技有限公司由青岛博根大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占股80%。

记者再次联系山东赚赚季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及三鼎云服（山东）科技有限公司，未得到正面回应。随后记者联系青岛博根大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他已与山东赚赚季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无关联，也不清楚为何自己仍为“大股东”。

7月9日下午4时左右，记者致电其注册地所属的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企业审批职能已划转至行政审批服务局，企业成立后由市场监管部门统一颁发营业执照。因此，该局无法直接提供该公司的具体设立信息。

针对记者反映的该公司涉嫌违规开展教育培训及售卖课程的问题，工作人员称，已对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备案，后续将按流程转交工作人员核查，并根据核查情况给予答复。

课程名目繁多

暗藏诈骗风险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当前网络平台上各类AI课程名目繁多，课程内容往往紧随市场热点变化。早期课程多集中于教授利用AI工具进行内容创作，如AI绘画、AI视频制作和AI写作应用。近期，部分课程宣传重点则转向了更具吸引力的“利用AI轻松赚钱”模式。

当记者在抖音平台搜索“AI课程”时，诸如“如何用AI引爆客户”、“AI黄金赛道——2025年实体老板的春天”等主题的直播间层出不穷，课程价格从几元至数千元不等。

据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3月2日，河南的邓女士就被这类“AI引流”课程吸引。她花费39.9元在抖音直播间报名了“AI七天线上训练营”课程，期望能提升其家具店的客流量。报名后，一位工作人员通过腾讯会议指导邓女士，称需向其抖音账号充值“抖币”以获取推广流量。邓女士于是充值了总计5万余元。

充值后，课程一直未开始,对方却一直催款，邓女士这时意识到情况异常，要求退款，但对方以资金不足为由拒绝。当日邓女士立即选择了报警。河南警方通过调查发现，诈骗分子利用腾讯会议的共享屏幕功能获取了邓女士抖音账号的详细信息，并实施了盗取，账号内部分资金已被用于打赏其他主播。

专家建议

对新技术的焦虑易滋生市场乱象 AI作为工具需合理引导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实践哲学研究室主任王晓勇认为，这类“AI暴富课”的兴起与热销，实际是“技术狂飙”与社会转型交织下，一种对特定群体焦虑的“精准捕捉”与“商业收割”。

王晓勇说，“当AI模型快速迭代，铺天盖地的宣传都在强调‘拥抱AI’、‘不被时代淘汰’时，一种普遍的‘技术恐慌’和‘掉队焦虑’便弥漫开来。”而这些课程，其营销话术正是精准击中了这种深层焦虑。“‘七天速成’、‘日赚XX元’、‘轻松变现’——这些承诺提供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解决方案’：它简化了AI技术的复杂性，将其包装成一条‘低门槛、高回报’的捷径。本质上是在贩卖一种‘确定性幻想’，迎合了人们在快速变化时代对安全感和掌控感的迫切渴望。”王晓勇表示，对于这种情况，单靠呼吁消费者“擦亮眼睛”是不够的。“需要多维度、系统性的社会回应。”他呼吁：

1.社会应更广泛、更理性地普及AI知识，帮助公众理解其能力边界与局限性，破除对AI“点石成金”的盲目崇拜。

2.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以及负责任的科技企业，应积极承担起AI科普和基础技能教育的责任，挤压劣质课程的市场空间。

3.须加强对网络知识付费市场的监管力度。包括对课程宣传内容的真实性审核、对经营主体资质的严格把关、对涉及预付费模式的资金安全监管，以及对利用平台工具实施诈骗行为的严厉打击。平台方绝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推卸审核与风控责任。

4.对于因技术变革暂时面临转型困难或就业压力的群体（如中老年、再就业人员），社会应提供更完善的支持体系和再培训渠道，缓解其焦虑，降低其被“暴富”陷阱诱惑的可能性。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王煜鑫实习生高昕瑶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免费学”“月入四五万”！很多人入职后发现被骗，还被天价索赔

“直播免费学，月入四五万”“素人打造成网红主播”“运营一对一指导主播”……当前，网络直播炙手可热，部分MCN机构“高薪”招募主播的广告，让求职者不免心动。

7月以来，多名主播却向南都、N视频记者讲述了遭遇“天价违约金”的经历。从被高薪诱惑入职，到因直播收益不佳解约，最后被MCN机构索取高额违约金，有人因此官司缠身。一名娱乐主播说，“直播12天仅赚两百块，却要赔两万。 ”一名游戏主播称，早年合同规定违约金高达500万元，直播平台停服后，“因曾在其他平台发视频”，还是被起诉索赔5万元 。

陈琦（化名）的直播收益。

随后，南都、N视频记者向多家MCN机构了解获悉，有的机构设置的违约金数额达主播总收益的8倍 。

一名每年约接到80起类似违约案件的律师提醒，有的MCN机构会设置霸王条款，或要求主播“擦边”博流量，甚至故意诱导主播违约，进而索取高额违约金 ，“签约前一定要逐字逐句阅读合同，不能只看重点，小字注释往往藏着陷阱”。

套路

“高薪”实则日入不过百

一条高薪招主播的广告，让陈琦（化名） 从此开启直播生涯。

7月10日，陈琦向南都记者讲述，她原是一名柜姐，2024年12月，她在招聘平台见到深圳某娱乐有限公司 在招聘主播，开出的条件让她很心动，“零门槛，运营一对一指导主播，公司提供化妆、道具和设备等各种资源，月薪四五万”。

应聘时，该公司向陈琦提供电子合同要求签约，“我回去考虑了一天后，就和他们签约了”。

她向南都记者出示了这份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支付乙方签约费0元，兜底金额0元，甲方的投入包含制作短视频、短视频拍摄、直播设备、流量推广、运营、直播场地、直播技巧传授等。

乙方每月直播有效天数不低于20天，每天直播有效时长不低于6小时。乙方收益是直播收益中主播分成所占比例（40%），从平台自提。

“我以为勤恳直播就能赚钱。”入职后，陈琦才发现，作为新人的她，粉丝数少，公司提供的资源有限，她交了900多元押金领了一套拍摄设备，“公司主要出场地，化妆、服装和道具都是我花钱，后面我甚至自己在家直播”。

她对南都记者说，这样直播12天后，“只在平台赚了200多元”。所谓一对一指导并不靠谱，“让我穿低胸衣服‘擦边’引流 ”。 于是，她决定解约。

涉事MCN深圳某娱乐有限公司。

今年7月，公司委托律师要求陈琦支付包括律师费在内的违约金2万元，陈琦也积极联系律师应诉，“我总共才赚两百多块，给他们两万块不合理”。

7月10日，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丁先生 向南都记者自称系经纪人，陈琦也确由其招聘进公司，但提及陈琦与公司发生的违约纠纷，丁先生表示“具体我不太清楚，我找公司进一步了解一下”。

南都记者查阅合同发现，当中约定，乙方有下列情形，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改正，如乙方拒不改正，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同时扣减或暂停支付直播分成收益等，乙方需退还已自提收益以及甲方前期实际投入费用等，另外需要支付10万元，或者合作期间乙方在平台产生收益总额的五倍的较高违约金。

其中包括乙方延迟开播、消极直播、直播时长不稳定等。

调查

违约金高达收益8倍

南都记者在招聘平台上联系了多家招募主播的MCN机构。

一名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称，“合同为期一年，签约金1-5万，先给你打款后开播。”

随后对方发来一份“艺人经纪合同”。合同要求，主播每月总有效直播不少于26天、每月总有效直播时长不低于156小时，每月短视频录制并发布不少于21条。

在违约金方面，该合同区分了不同情况下造成的违约，由此对应不同的计算方法。如主播根本性违约时，应赔付“合作期间获得（实际总收益+实际获得的扶持金）的8倍，或在指定演艺平台获得的月平均直播营收乘以剩余合作月份的总金额。

调查过程中，南都记者还以求职者的身份，面试了另一家招募娱乐主播的MCN机构。

提交个人照片并通过初步审核后，该公司招聘人员介绍了运营机制，“每月播25天，每天播4小时保底6000元，播6小时保底8000元。”

什么是“保底”？其解释，若主播当月实际礼物分成收益（主播提现比例为45%，公司5%，平台50%）低于保底金额，例如仅有1000元，公司会补足差额5000元；反之，若分成收入超过保底线，主播则全额获得分成收益，公司不再补贴。

当谈及“违约金”问题时，该招聘人员回应称，“我们不涉及任何违约金，可以随时停播。”

话虽如此，南都记者在其提供的电子合同中看到，合同为公司、主播和平台共同签署，涉及三方权责。其中，违约行为主要包含不遵守平台直播规范等，但并未写明具体违约金额 ，“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此支出的赔偿金、违约金及和解费用、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鉴定费”。

南都记者调查发现，此外还有部分公司要求线下面试后，方能查看合同具体内容。

困境

平台停服后仍被索赔

面对高额违约金，有主播发现，应对并不容易。

曾是一名游戏主播的小丽（化名） 向南都记者讲述，自己于2017年与一家游戏直播平台签约，直播一个月，收入仅300余元，“不想干了”。

直到2023年11月，她突然收到一条来自江西鹰潭仲裁委员会的短信，显示她与某科技公司存在一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在此期间，我的银行卡和微信支付等均被冻结，只能使用父亲的亲属卡进行日常开销。”

2024年12月底，她意外发现，银行卡和微信支付已经解封了，“但还是担心后续有影响，被拉进失信名单”。

小丽收到江西鹰潭仲裁委员会的短信。

不同于小丽，该平台的另一名主播小雨（化名） 走上了打官司的道路。

小雨告诉南都记者，2016年，他开始在该平台直播。2018年，平台运营找到他洽谈签约事宜，并表示签约可以带来更多的平台扶持，包括流量和收入，“我听完后有些动心”。

但令彼时才18岁的小雨犹豫不决的是，“合同规定，若违约需支付违约金500万元人民币”。他称，签约之前，运营口头表示“只要不去别的平台直播就不会违约”。

2018年4月，小雨和杭州视某公司签订了《主播独家合作协议》。协议提到，作为甲方的杭州视某公司与杭州开某公司进行战略合作，为开某公司介绍优秀主播，提供游戏直播或解说服务。

小雨在杭州视某公司的介绍下，前往由杭州开某公司运营的游戏平台直播。根据协议，小雨的独家代理权授予杭州视某公司，合作期限为3年，至2021年4月终止。

然而，还没等到协议到期，2020年7月2日，小雨所在的直播平台便停服了。小雨告诉南都记者，平台停服之前，负责对接的运营就消失了，所在的专区运营群也被解散。

2024年，他收到了杭州律某公司的起诉状，起诉理由是他曾在其他平台发视频，造成违约，“需支付违约金5万元”。

小雨提供的一审判决书显示，2021年7月2日，杭州视某公司与杭州律某公司签订了《合同权利让与协议》，将与主播签订的协议中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相关诉讼权利和诉讼利益等，均转让给杭州律某公司。

2025年5月，根据一审判决结果，小雨需要支付违约金3000元加律师费1000元。

判决书显示，小雨在协议约定期间通过其他平台上传游戏视频，违反协议约定，应支付违约金。而原告主张违约金过高，法院综合考虑直播平台停服的现状等情况，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3000元。

小雨向南都记者表示，“我并未到别的平台直播，仅在其他平台上发布了游戏视频”，并未对平台和杭州律某公司造成实际的利益损害。

针对该案，杭州律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正策（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女士告诉南都记者，“一切以法院判决为准，我们遵循法院的意见。”

律师

合同小字注释易藏陷阱

南都记者检索发现，MCN机构开出高额违约金的案件并不鲜见。

7月10日，江苏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布一起判例。2024年，某科技公司与主播刘某签订《艺人合作协议》。其中规定，如刘某单方面无故解除协议或者怠于履行协议所约定之义务，某科技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刘某应当向某科技公司承担违约金50万元。

刘某提出解约后单方停播，累计直播时间为15天，从平台获益2584.8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以学业繁忙和身体原因解除该协议，已构成违约。综合其直播时的收入情况、某科技公司获益情况及协议履行情况，故判令其支付某科技公司违约金30000元。

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了一起指导案例，明确类似案件的裁判规则为：网络主播违反约定的排他性合作条款，未经直播平台同意在其他平台从事类似业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网络主播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请求予以减少的，在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网络直播行业特点，以网络主播从平台中获取的实际收益为参考基础，结合平台前期投入、平台流量、主播个体商业价值等因素合理酌定。